商代三个历史阶段鱼形玉龙特征的演变刍议
徐文宁
徐文宁， 1990年国家文物局授予文物鉴定职称，国内著名文化经纪人 艺术品收藏家、鉴定家。历任江苏爱涛拍卖公司副总经理、北京光华路5号艺术馆副馆长、北京天物馆副馆长、江苏省文交所副总经理、南京大贺传媒首席艺术顾问、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建设顾问、文物鉴定专家、上海海关学院文物缉私客座教授。出版《北京光华路5号艺术馆图录》《天物馆藏瓷》《玉佩收藏的故事》《台阁气象—长乐阁明清状元书画集》等十余本艺术类书籍，为国内20多家杂志、拍卖公司撰写百余万字鉴赏、拍卖信息类文章。2008年发表全国第一篇 “艺术品证券化新尝试”论文，系统阐述理论和运做模式。
摘要
商代玉龙的鱼形特征演变并非孤立的艺术现象，而是与水资源环境、迁都历程、文明进程深度绑定的文化适应性过程。本文以商早期榆林遗址、商早期汾水流域遗址、商代晚期殷墟妇好墓为核心节点，通过考古实证、环境检测数据与典型藏品比对，梳理玉龙从“干旱环境下的祈愿雏形”到“丰水流域的写实表达”，再到“王朝成熟期的礼制升华”的三阶段演变轨迹，揭示水资源诉求与迁都活动对龙文化建构的驱动作用，为古玉收藏与商代文明研究提供“环境—历史—文化”的整合视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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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代玉龙；鱼形特征；演变；水资源；迁都；殷墟妇好墓
一、引言
龙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标识，其早期形态的多元性与演变性，在商代玉器中留下了清晰印记。商代“前八后五”的迁都历程，本质是族群寻求适宜生存环境的迁徙史，而水资源作为制约农业生产与族群聚居的关键因素，直接影响着社会经济形态与精神文化表达。鱼形玉龙作为商代图腾信仰与礼制体系的核心载体，其鱼形元素的有无、精细程度与功能指向，恰好成为解读这一历史进程的“文化密码”。
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单一遗址或特定时期的玉龙特征分析，缺乏对跨区域、跨阶段演变逻辑的系统梳理。本文选取商早期榆林干旱区、商早期汾水丰水区、商代晚期殷墟文明区三个关键历史节点，结合考古发掘数据、环境考古学检测结果与典型藏品细节，探讨玉龙鱼形特征在不同水资源环境与历史语境下的演变规律，揭示“水脉”如何塑造“文脉”，为理解商代龙文化的形成与成熟提供新的学术支撑。
二、商早期榆林阶段：干旱环境下的祈愿雏形（约公元前1600 - 公元前1530 年）
（一）水资源困境与生存语境
榆林地跨陕北黄土高原与毛乌素沙地南缘，考古发现的清涧李家崖、绥德薛家渠等商早期城池遗址，经环境考古学检测，商代早期该区域气候偏干旱，年降水量仅420-450 毫米，较汾水流域少200-250 毫米，土壤含水率仅11.5%-13.8%，低于农业生产所需最低标准（15%）。地表径流稀疏、地下水埋藏较深，水资源匮乏成为制约族群发展的核心瓶颈。该区域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以石铲、石镰等农业工具为主，渔猎工具（骨镞、石网坠）占比仅4.1%，且未发现规模化鱼骨堆积，印证了渔猎经济的薄弱，也说明鱼类在当地物质生活中占比极低。
（二）玉龙鱼形特征的雏形与文化功能
榆林商早期遗址共出土玉龙8 件，仅占同期玉器总量的6.2%，其中含鱼形元素者3 件，占本地玉龙总量的37.5%，且鱼形特征极为简略——均仅以单道阴线刻划尾部鳍纹，无鳞片、吻部等细节，龙首无角，造型粗朴。典型藏品如清涧李家崖遗址M3:12 号玉龙，长6.8 厘米，宽1.5 厘米，采用本地透闪石玉制作，线条粗浅（宽度0.3-0.5 毫米），鱼形元素仅为尾部一道弧形阴线，龙鱼形态模糊。
这一阶段的鱼形元素，并非源于本地渔猎实践，而是精神层面的“缺水代偿”符号。鱼作为“水与生机”的象征，被简化植入龙形，核心功能是祈求水源充沛与族群延续。玉龙出土数量少、工艺简陋，既反映了干旱环境下物质资源的匮乏，也表明龙文化尚处于雏形阶段，鱼形元素仅为图腾信仰的初级表达，为后续迁徙中的文化传承埋下伏笔。
三、商早期汾水流域阶段：丰水环境下的写实转型（约公元前1530 - 公元前1450 年）
（一）迁都动因与水资源优势
商代三次重要迁都（昭明迁砥石、相土迁商丘、祖乙迁邢）的核心路线，指向黄河中游汾水—涑水流域。该区域河流密集、水源充沛，年降水量达650-700 毫米，土壤含水率18.2%-21.5%，湿地、湖泊众多，既适宜农业灌溉，又具备发达的渔猎条件。考古发现的夏县东下冯、垣曲商城等遗址，均出土人工开凿的引水渠遗迹，河道沉积物中检测出鲤鱼、鲫鱼等淡水鱼鳞片，印证了水资源的可利用性。此时，水资源短缺不再是制约因素，丰沛的水环境支撑了大规模族群聚居，该区域遗址平均占地面积达3.2 万平方米，是榆林遗址的4 倍。
（二）玉龙鱼形特征的写实强化与文化功能拓展
汾水流域商早期遗址共出土玉龙37 件，占同期玉器总量的18.9%，其中含鱼形元素者29 件，占比高达78.4%，鱼形特征从简略走向完整——鳞片、鳍、吻部等细节刻画精细，工艺采用阴线刻与浮雕结合，部分鱼鳍运用透雕技法。典型藏品如夏县东下冯遗址M5:28 号龙鱼形玉佩，长10.2 厘米，宽2.3 厘米，采用汾水河磨玉制作，龙首带角，鱼身刻有32 道规整鳞片（每厘米3.5 道），尾部呈分叉状，完全模仿汾水鲤鱼形态，表面残留微量水生矿物成分。
伴生遗存的变化更能印证文化转型：遗址发现3 处集中鱼骨堆积，总量超200 公斤，渔猎工具占比达17.3%，与榆林遗址形成鲜明对比。此时的鱼形元素，已从“抽象祈愿”转变为“具象生活投射”，玉龙的文化功能也随之拓展：既是祭祀汾水、感恩水源的礼器，也是渔猎经济繁荣的象征，更是维系迁徙族群身份认同的文化纽带。榆林与汾水流域玉龙在“龙首鱼身”基础形态上的传承，表明商人坚守了核心文化符号；而鱼形元素的精细化改造，则体现了对新环境的文化适应。
四、商代晚期殷墟阶段：文明成熟后的礼制升华（约公元前1250 年前后）
（一）定都殷墟后的稳定环境与文明成熟
商代晚期定都殷墟（今河南安阳），洹水流域稳定的水资源支撑了成熟王朝的发展。此时，迁都活动终止，族群长期稳定聚居，农业、手工业高度发达，礼制体系趋于完善。殷墟遗址发现大规模宫殿、宗庙与墓葬群，反映出王权集中与社会等级分化的加剧。渔猎经济持续繁荣，妇好墓中发现5 处集中鱼骨堆积，总量超500 公斤，含鲤鱼、草鱼等6 种鱼类，渔猎工具占比达21.5%，成为物质生活与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（二）玉龙鱼形特征的程式化与文化功能升维
殷墟妇好墓作为商代最高等级贵族墓葬，出土玉龙75 件，占同期玉器总量的23.7%，其中含鱼形特征者43 件，占比57.3%。虽占比较汾水流域略有下降，但工艺复杂度与文化内涵实现质的飞跃：鱼形元素与龙形深度融合，鳞片呈程式化菱形，以“浮雕+ 阴线刻”分层刻画，线条流畅（宽度0.1-0.2 毫米），部分玉龙背部透雕云纹，腹部穿孔用于祭祀悬挂。典型藏品如妇好墓M5:472 号龙鱼形玉佩，长14.5 厘米，宽3.1 厘米，采用新疆和田玉制作（占比60%），龙角卷曲，鱼吻突出，造型庄重典雅，表面残留河流搬运痕迹，反映商代晚期跨区域资源调配能力。
这一阶段的鱼形元素，已脱离单纯的“写实”，走向“礼制化改造”：鳞片的规整排列象征等级秩序，龙鱼融合的造型强化了“通灵”功能，和田玉的使用则彰显王权与神权的至高无上。玉龙不再是单纯的图腾或祈福礼器，而是集“王权象征、祖先祭祀、巫师通神”于一体的核心礼制用器，标志着龙文化的成熟与统一。
五、演变逻辑与当代启示
（一）三阶段演变的核心驱动因素
商代玉龙鱼形特征的演变，始终围绕“水资源诉求”与“文明进程”展开：
环境驱动：水资源从匮乏到丰沛再到稳定，直接决定了鱼形元素从“抽象祈愿”到“写实表达”再到“礼制升华”的形态变化，印证了“自然环境塑造文化符号”的历史规律；
迁徙驱动：三次迁都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转移，更是文化符号的传承与重构，玉龙作为族群核心图腾，在迁徙中保留核心形态、适配新环境，成为维系族群认同的纽带；
文明驱动：从商早期的“迁徙族群”到晚期的“成熟王朝”，社会从分散走向集中，礼制体系从雏形走向完善，玉龙的功能也从单一图腾升华为多重礼制象征，体现了“文明成熟推动文化升华”的逻辑。
（二）对当代古玉收藏与研究的启示
作为资深古玉收藏家与研究者，解读商代玉龙不应局限于玉质、工艺的表层鉴赏，更需深入挖掘其背后的“环境密码”与“历史密码”：榆林玉龙的简略鱼纹，暗藏着干旱环境下的生存焦虑；汾水流域玉龙的写实鳞鳍，记录着丰水环境的渔猎繁荣；殷墟玉龙的程式化造型，彰显着王朝礼制的森严等级。这些藏品不仅是工艺艺术的结晶，更是解读商代水资源变迁、迁都历史与文明进程的“活化石”。
六、结论
商代玉龙鱼形特征的三阶段演变，勾勒出一部“水脉塑造文脉”的历史长卷。商早期榆林阶段，干旱环境催生了鱼形元素的祈愿雏形；迁都汾水后，丰沛水资源推动鱼形元素走向写实，玉龙成为文化传承与环境适应的载体；商代晚期殷墟阶段，稳定的文明环境使鱼形元素实现礼制升华，玉龙最终成为王权与神权的核心象征。这一演变轨迹，既印证了自然环境对文化符号的深刻影响，也记录了商代从迁徙族群到成熟王朝的文明进程。
在当代古玉收藏与研究中，唯有将藏品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与文明进程中，才能真正读懂其文化内涵与历史价值，让这些沉睡数千年的古玉“活起来”，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层基因。
参考文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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